啮齿动物对人类的危害遍及卫生、农业、工业、交通等等方面，中外古籍中均有大量记载。仅就我国甲、乙类法定报告的传染病而言，近10年来每年报告的与鼠类密切相关疾病的病例数，以肾综合征出血热最多，约3-5万；钩端螺旋体病次之，从数千至数万不等，两病病例数都相当可观；鼠疫患者虽然仅有数例至数十例，但潜在威胁很大，造成的损失不少。至于对农业等造成的经济损失乃至社会影响，每年都相当巨大。因而，害鼠治理一直是广大群众关心的热点之一。

害鼠是啮齿动物的一部分。啮齿动物是否对人类形成危害，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

其一是物种。在我国约200种啮齿动物中，能够充当鼠疫等疾病主要宿主者不足十分之一；可能造成农业等危害的，种类也相当有限，远非“凡鼠必有害”；

其二是密度。即使属于能够形成严重危害的啮齿动物，也只有在其密度超过某一阈值时才是名副其实的“害鼠”；

其三是与人类的接触机会。只有生存在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范围内的，才有可能造成危害。因此，治理啮齿动物如要达到防病目的，首先应有的放矢，主要矛头指向害鼠，将其密度降到足够低的水平，或将其隔离在人类生活和生产环境的范围之外，并保持一段时间。

经过长期的努力，人类在害鼠治理领域确已取得长足进步，掌握了越来越多的主动权。但整体看来，不能满足人们日益提高的需要，尚有不少方面应该改进，这涉及技术、组织、管理、观念等等方面。为此而作出的努力，形成了若干不容忽视的动向。

1、综合治理

综合治理概念的产生和发展，是滥用农药的必然后果和对策。鼠害和鼠害治理是历史悠久的课题。但长期以来，由于缺乏足够的知识和技术，人类无可奈何，只能被动应付。直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不少鼠药相继开发，形势开始改观。磷化锌、碳酸钡、红海葱以至氟乙酸钠的使用，使大面积灭鼠成为可能。50年代以后，羟基香豆素和茚满二酮类抗凝血慢性鼠药的问世，标志着鼠药研究的重大突破。从此，在精心组织的前提下，成片治理鼠害成绩斐然，有些地区宣称已经达到“无鼠”状态；以药物灭鼠为主要手段控制鼠疫的流行已是成熟的技术措施，达到“水到渠成”的境界。至20世纪50年代，甚至使一些人产生“从此控制鼠害不是难题”的过于乐观的估计。这一阶段，鼠药的品种和产量迅速增加；鼠药在害鼠治理工作中占有绝对优势地位。

但是，鼠药的大量和反复使用，不仅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至少也带来了两个重要问题：

第一，误伤非靶动物：许多鼠药具有广谱毒性，不仅对鼠类有毒，而且兼及禽、兽和人类。尤其是某些强毒急性鼠药，如毒鼠强、氟乙酸钠等相当稳定，在自然界很难分解，对非靶动物的伤害，无论由于误食还是二次中毒，都非常严重。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每年农药中毒者约10万人，其中鼠药中毒占70%；在鼠药中毒者中，由毒鼠强引起的又占65%。特别严重的是，强毒急性鼠药除因使用不当，导致误食中毒或二次中毒事故外，还被越来越频繁地用于谋杀作案。近年来，一次投毒导致数十以至数百人的群体中毒恶性事故屡有发生。鉴于形势空前严峻，在国务院统一指挥下，中央9部委于2003年5月成立了全国毒鼠强专项整治工作小组，加强工作。半年之内，破案2321起，取缔非法经营摊点2.3万余个，收缴强毒急性鼠药毒饵105吨.重拳出击，收效很大。但是，事故仍未杜绝。鼠药中毒事故除引起国内媒体关注之外，影响已越出国境。例如，2003年10月，Croddy E在Archives of Toxicology上以“聚焦毒鼠强：中国鼠药与食品安全”为题进行了长篇综述和评论。其中包括“三步倒”、“一扫光”等在美国、马来西亚引发的安全事端。

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轰动全国的“邱氏鼠药案”，已经显示了滥用还是禁用强毒急性鼠药的斗争。此案虽以邱满囤败诉和国务院取缔邱氏鼠药厂而告一段落，但强毒急性鼠药禁而未绝，几年之后沉渣泛起，愈演愈烈。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这些药作用快，满足了急于求成的心理；同时，合成容易，价格相对较低，生产和销售者因有暴利可图，不惜铤而走险。显然，要真正解决问题，在严格禁用并查抄强毒急性鼠药的同时，要认真疏通渠道，推广慢性鼠药以取而代之；进而应该普及综合治理策略，铲除强毒急性鼠药的应用基础。

其二，降低治理效果：反复大量使用鼠药，即使是国家推荐使用的慢性鼠药，效果亦将每况愈下。着不仅因为耐药性或抗药性的产生，更因为鼠类的高度适应能力，或称生态学抗药性。药物治理引发抗药性固然是现实问题，抗药系数可达100以上，但其严重性远不及节肢动物的药物治理。害鼠治理效果渐降的主要原因自当归因于种种适应的产生。鼠类是比较高等的温血动物，人类对它治理的过程，同时伴行着淘汰和训练。投放毒饵后，接受者多死，而不接受者多存，不接受者比例上升。再用毒饵时，不接受者多数仍不接受，灭效肯定下降。总体上说，啮齿动物是进化过程中的强者，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因此，必须从治本入手，营造不适合其生存、繁殖的环境，采用物理的、生物的治本措施，尽量减少鼠药用量，从减少繁殖入手，实行综合治理。

在生态系统中，各个物种均处于特定的食物链或食物网之中，都是当地生物群落中的成员。因此，治理有害生物必须顾及对整个生态系统的长远影响，要充分利用自然界抑制其繁殖和危害的条件，有效地使用各种措施，从而经济、有效、安全地控制其密度；同时，尽量避免产生副作用。迄今，综合治理已是大势所趋，但具体实施办法尚需探索和完善。

2、治理专业化

通过治理鼠害来取得比较满意的控病效果，通常需要做到：在足够大的范围内把主要宿主的密度降到流行阈值以下，例如，在达乌尔黄鼠鼠疫疫区，将黄鼠密度降到0.2只/nm2以下；并且保持较长时间，例如1个月。这和一般“除四害”活动中的灭鼠不同，与农业害鼠的治理也有差别。至少，要求治理后的剩余密度不一定恰好相同。过去的大量实践证明，应用现有技术，人字为战或政府只发号召而不强化组织，是难以达到上述指标的。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的害鼠治理逐渐形成了两种组织模式：其一是政府号召、专业部门指导、群众动手的“除四害”模式，另一是政府直接领导组织，在专业人员参与下，由受过培训的专业队员实施的专项治理模式。后者如在重点鼠疫疫源地开展的灭鼠活动。两种模式对比，前者声势大，覆盖面广，但组织比较松散，责任不够明确，工作粗放，且工作后不进行实际效果考核；因而剩余鼠密度较高，工作开展不平衡。后一种模式覆盖面较小，但组织严密，责任明确，要求严格，全程质量控制，活动后监测效果，因而剩余密度低，但政府支出大。两种模式在运行一段时间后，逐渐形成分工；在需要以第二种模式治理的地区，一般的“除四害”活动退居次要位置。不过，虽然一个粗放，一个精确，两种模式差别明确，但均属政府行为，不仅均由行政领导出任指挥，而且大部分以致全部经济支出由政府承担。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两种模式的运作都很顺畅。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按第二种模式运作的试点都曾取得很大成绩，当然也都付出较高的成本。

在经济体制逐步向市场化转轨之后，两种模式的运转均遇到问题，某些原已潜在的缺陷逐渐显现。诸如“除四害”活动中强调全面覆盖，超量用药，但群众参与积极性颇不相同，除鼠知识不够等等，导致药量虽大但到位不足，不仅影响效果，浪费药饵，而且污染环境，威胁非靶动物安全，等等。至于按第二种模式运作，难度更大。过去由政府全包，筹款备物，调集人力的模式不符合相关政策而难以为继。按现行政策，活动的组织部门必须按合理标准支付劳动报酬并解决工作、生活条件，为此大幅度增加了成本，超过了基层政府的承受能力。至于过去有些地区提出的“灭鼠拔源，保卫首都”的口号更不可行，现在按照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若提出此口号，理应由首都出资，不能无偿使用外地人力。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不少疫区目前只能监测，无力高效治理，使大部分工作停顿或低标准运作。

在鼠害严重而原有组织模式运转困难重重的情况下，专业化除害形式应运而生，而且迅速发展。这支力量为企业、单位、家庭提供有偿服务。他们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术，为了节约成本，他们尽可能提高效果和效率，工作务求快捷，投药力求节省，而且按合同要求的密度标准工作，在正常情况下，效果和效率远远超过群众自行操作，减少了污染和对非靶动物的危害，受到了越来越多客户的承认。专业化服务并非创新，国外早已有之，但移植到我国，仍然经历了坎坷。迄今在一些地方，已开始试点，由政府招标，专业队伍承包服务，取得了比较满意的效果。当然，由专业队伍服务需要客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而且需要公众在认识上实现从依赖政府到自负其责的转变。

为控制鼠传疾病而开展的治理活动，更需要专业队伍。过去的工作证明，凡取得实效者都是由专业或准专业队伍操作的，整个活动完全由政府组织、领导和支持，和目前按市场经济规律运作的专业队伍有本质上的差别。需要专业队伍的主要原因是：技术方法收效必须有良好的组织措施予以保证；一定的技术和特定的组织形式相结合，能够达到的效果都有一定的限度。多次实践证明，大面积治理害鼠完全由群众操作，往往达不到控制、减少疾病的效果；必须依靠组织严密、训练有素的队伍。目前需要探索并解决的问题是，在当前的大环境下，如何满足这支队伍顺利运作的条件？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甚至不逊于一种新药或新械的研制。

3、生物恐怖的应对

生物战争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已进行过，由于受到公众和许多国家的强烈反对，仅有少数国家仍在研制并偶尔使用生物武器。2001年美国“9.11”事件之后，由生物战争衍生的生物恐怖成为人们不得不重视的现实问题。应对生物恐怖比反击生物战争更加困难。因为，生物战争是在两国或两军之间进行的，边界分明，较易察觉和控制；生物恐怖则不然，袭击者与被袭击者紧密接触，更难发现与防范。尤其当袭击者以自杀方式进攻时，应对难度更大。

就目前所知，可用作生物战剂者既有致病微生物，如鼠疫、天花、霍乱、炭疽等的病原，又有微生物产生的毒素，如肉毒病毒，还有携带致病微生物的节肢动物，如蚊、蝇、蚤、虱、蜱、蜘蛛等；较少用鼠类，但确曾有使用记录。因此，消灭鼠类也是应对生物恐怖的一个方面。至于应对的具体技术，虽然和常规方法基本一致，但针对生物恐怖的特殊性，其选择和应用有显著差别，工作重点不尽相同。

其一，摸清本底，定期监测：掌握当地啮齿动物的种类、分布、数量变动和活动规律，有助于从质的方面及时发现异常。如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黑龙江省甘南县空投的田鼠，就被我方从种类和出现季节反常等方面，被迅速确定为外来种。由于在每一个地区，种群组成有正常波动，而密度升降更大，调查不能一劳永逸，必须定期监测，掌握动态，才能及时准确地发现异常并采取对策。检测内容还应包括鼠类对常用鼠药的敏感性，为及时处理异常作好准备。

其二，提高警惕，及时应对：敌方用于袭击的鼠类，既可能是外来种类，更可能是当地早已有。因此，应当结合当时的政治、社会动态，提高警惕，尽早发现异常情况，立即采取措施。同时，为了尽快消除生物战剂的危害，应选用作用快，效果好，有强制性的措施。如，选用作用快的鼠药或熏蒸剂。在成本方面可放宽标准；由于正值非常时期，可采用适度的强制措施，故也可慎用对人、畜有一定毒性但效果好的药物。当然，是否可选用未获登记的药物，必需事先定出预案，经有关方面认可。

其三，提高技术，贮备药械：建立素质好、技术高、反应快的技术骨干队伍，定期培训，更新知识。同时，根据本地条件，贮备应急药械并及时检修更换，保持良好状态。应事先预计生物恐怖发生时可能出现的困难，如鼠类抗药，活动规律和生态特点反常等，并一一定出应对预案。必须强调指出，一段时间以来，由于对动物分类重视不够，加上其他因素，致使不少地区县有分类能力的人员断档，在职者对当地鼠类只能分辨常见种。这种状态亟待改变。应将培养分类人才作为技术贮备的一项重要内容。

生物恐怖的危害性不仅限于直接伤害，由其引发的心理恐慌不容忽视。必须居安思危，做好应对准备。

4、提高技术

较大规模的害鼠治理工作取得良好效果的前提，是组织和管理工作的严密。之后，才是技术方法科学。与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主流相比，害鼠治理技术明显滞后，近10年以至近20年来进展缓慢。这主要是因为，相关技术不是科技发展的生长点，没有占据前沿位置。它的发展有赖于相邻学科的渗透与带动。另一方面，鼠害虽重，但分散在较大面积上，处理小的局部不可能投入过多。

目前，在技术方面值得一提的有：

4.1 沙门氏菌用于灭鼠：某些沙门氏菌用于灭鼠已有100余年的历史。其中，有的菌株如Salmonella enterica使用较多。不同学者分离和使用的菌株虽然名称和性质有所不同，但均归同一科、属。有意义的是，虽然经历1个多世纪，此类细菌的应用既未大面积推广，也未被淘汰。关于它们的效果和安全性，一直存在着显著不同的观点和态度。在否定一方，早在20世纪30年代，考虑到实际效果和安全性，美国亮出红灯；30年代在德国，60年代在英国均出于同样原因相继禁用。1967年，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认为，由于公共卫生问题，不推荐使用。在前苏联则两种观点并存：防疫部门拒绝，植保系统推荐，并将菌种扩散到国外。迄今仍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推广。说明书宣称，此菌株对人不具致病力。推到国际市场的商品名“生物猫（Biorat）”，除沙门氏菌外还含杀鼠灵0.025％。2004年6月，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 Painter JA发表了题为“沙门氏菌鼠药与公共卫生”的综述，主要根据两篇发表在柳叶刀（Lancet）上的文章，认为该商品确实存在着安全隐患。鉴于单用0.025％杀鼠灵配制的毒饵，若合理使用已可收到良好的效果，与沙门氏菌合用似乎画蛇添足，反倒显得沙门氏菌底气不足。综观两方意见，一旦此类产品进入我国，使用时似应特别注意安全。

4.2 不育技术：利用不育剂控制害鼠密度的论点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己经出现。从理论上说，用药后形成的不育个体，可以起到占位和稳定作用。同时还会继续消耗资源，保持原来鼠群的紧张状态，抑制种群的繁殖；因此，远期效果将超过将鼠毒死的鼠药。但在实践过程中，由于很难找到适口性好、作用强的不育剂，远远达不到预期效果，以致这方面探讨陷入低谷。在20世纪90年代，人类计划生育研究中出现的免疫不育技术，为鼠类不育剂的研究带来了一线曙光。所谓免疫不育技术，是指将鼠类的多肽或蛋白类调控激素，与具有免疫活性的片段或其他外源性大分子物质结合，成为抗原。注射到鼠体后，诱发机体产生破坏自身生殖调控激素的抗体，达到阻断生育的目的。此类从破坏或干扰生殖调控激素的角度寻找控制鼠类繁殖的技术，有较广阔的发展余地。从理论上说，有可能开发出既不影响性激素水平和性活动能力，特异性又很强，对非靶动物安全的品种。随着基因重组技术的进步，有可能通过引入不育基因以控制鼠类的繁殖。目前，不育疫苗面临两大难题：一是解决制饵工序。不育疫苗主要成分是蛋白质，易被许多蛋白酶降解或破坏，必须制成特殊药饵才能保证其在达到小肠上的免疫系统之前保持效价；二是解决长效问题。即足量一次服药之后，终生有效。长期服药是不可能的。总之，目标明确，路途漫长。

4.3 新型鼠夹：鼠夹是历史悠久但长用不衰的捕鼠工具，优点较多，有广泛的群众基础。针对半个世纪以来鼠夹结构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人加以改进并因此取得专利。改进并不复杂，针对过去鼠夹在放时较难恰倒好处，非“老”即“嫩”的缺点，在别棍插入孔后留有堵头，以阻止别棍进入过深，避免了过去怕打手而支夹太“老”, 不易击发现象的产生。此一改进使鼠夹的支放更快捷，更规范。此后，有的设计者另辟蹊径，彻底改变原有的击发系统，使之既规范又安全，不仅利于群众使用，而且可减少因人而异的支放误差，调查结果更加准确（参见附图）。相信在降低价格后，此型鼠夹可能得到认可和推广。

4.4 鼠药的合理使用：开发新鼠药难度很大，成本过高，以致较长时间里未见实用价值较高的新药问世。估计在今后一段时间里仍将如此。不过，在改进现有鼠药的用法方面潜力很大。包括清除杂质，加入佐料，以提高适口性；设计适合不同环境、条件的剂型和投放方法等。神奇的引诱剂虽不存在，但提高适口性大有余地。墨守成规和垄断都会扼杀进步，公平竞争才能精益求精。无论是化学药物，还是祖传秘方、中草药物都需要按相同的规章办事。相信通过大家的努力，害鼠治理工作一定能够越做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