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鼠类与人类疾病

在人类的传染病中，鼠源性疾病很多，对人类危害很大，我国关于鼠源性疾病的记载，可追溯到公元前的《黄帝内经》、《医说》、《本草纲目》、《鼠死行》等文献，它们就某些鼠源性疾病症状进行了确切地描述。在埃及、印度等文明古国，有关鼠源疾病的记载也可追溯到两千年前。随着科学的发展，鼠源性疾病的危害性日益为人们所了解，防疫灭鼠逐渐受到重视。

1. 鼠源疾病的严重性

据有关资料记载，鼠疫在全球大发生有三次：公元520～565年，流行于北非、中东和欧洲，累计病死约1亿人，导致了东罗马帝国的衰退。公元1346～1665年，鼠疫遍及欧洲、亚洲及北非，仅欧洲死亡2500万人，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和宗教活动。我国死于此次流行者达1300万《瘟疫论》（吴有存，1642）。第三次大流行始于1894年，直到20世纪40年代。因交通发达，鼠疫波及亚、欧、美、非的60多个国家和地区，死亡1200余万人。由于医学的相对发达，进入20世纪后期，鼠疫病人显著减少，到80年代，全世界每年平均不足千人，但波及的国家仍达20余个。由于鼠疫自然疫源地的范围未有本质性的改变，对人类的潜在威胁仍然很大，不可忽视。

我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流行性出血热的发病人数迅速增加（陈化新等，1992）：20世纪50年代共发病3568人，60年代23164人，70年代143949人，80年代达到696074人。对人民的健康危害很大，影响到国际交往和贸易。进入90年代以来，发病人数虽未继续增加，但也未能稳步减少。

此外，钩端螺旋体病、鼠伤寒等等鼠源性疾病的发病人数、每年都数以万计甚至十万计，对人民的健康和经济发展影响很大。随着科学的发展，工作的深入，鼠源疾病的病种仍在增加。一些过去被误诊和不能确诊的病人，将被列入新的鼠源疾病的病例之中。

2. 鼠源疾病危害严重的主要原因

鼠的种类多，分布广，密度高，与人类的关系密切，接触频繁；而且，鼠和人均为温血动物，存在着较多的共患病。据统计，在全世界的1700余种啮齿动物中，与人类疾病有关的约1500种；在我国180余种中，已查明可传播疾病者已近80种，它们的分布遍及全国，以鼠类为主要宿主的疾病疫区相当广阔。全国流行过鼠疫的疫区县超过500个，发现过流行性出血热病人的县约1200个。

鼠类作为鼠源性疾病的传染源，不仅分布广，而且数量多。无论在居民区还是野外，它的密度都比较高，种内和种间接触频繁，疾病可在鼠间长传不息。有时，局部地区密度猛增，导致疾病的暴发流行。同时，啮齿动物和人类关系的密切程度远远超过其他禽兽，包括家禽和家畜。尤其是家栖鼠类的食物和活动场所，都依赖人类，经常直接、间接地接触衣被、食品和用具，传播疾病的机会很多。

 

二、主要害鼠种类及鼠源性疾病

人类传染病来源于啮齿动物者达数十种，它们在自然界的传播和保存有赖于啮齿动物。根据现行资料（Meehan，1984；史先春等，1991），我国鼠源性疾病涉及的主要害鼠有12科，79种，包括：兔科4种，鼠兔科2种，田鼠和松鼠科15种，河狸科1种，海狸科1种，睡鼠科1种．豚鼠科1种，林跳鼠科1种。跳鼠科4种，鼠科17种和仓鼠科31种。与危害严重及较严重的疾病有关的啮齿动物种数分别为：鼠疫—4，钩端螺旋体病—46，土拉伦菌病—44，Q热—40．毒浆体病—38，流行性出血热—37，类丹毒—32，螃传立克次氏体病—25，森林脑炎—25，假结核—24，沙门氏菌病—24，李司特菌病—22，布鲁氏菌病—21，恙虫病—19，炭疽—10，旋毛虫病—10，蜱传回归热—10，皮肤利什曼病—8，地方性斑疹伤寒—5，莱姆病—4，鼠咬热—4、流行性乙型脑炎—4，血吸虫病—3，狂犬病—2（表1）。

 

三、灭鼠的要求和策略

1. 策略

防疫灭鼠策略可分3种类型，即：应急性灭鼠、保护性灭鼠和预防性灭鼠。策略不同，灭鼠方法的选择不同，各种方法所处的位置及重要性也不同。

应急性灭鼠策略旨在迅速扑灭小范围内的疫情，可以采用各种必要的措施，要求见效快，效果好。所以当鼠源性传染疾病暴发流行时，为了尽快扑灭疫情，保障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必需采用应急性灭鼠的策略。疫区各级政府应采取特事特办的原则，按照国家传染性疾病防治法的有关规定，逐级上报疫情，并迅速组织人力、物力进行及时治理，务必将疫情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保护性灭鼠策略是在已知的重点疫区进行的长期性灭鼠策略。通常在流行高峰前或灭鼠最有效季节，使用慢性灭鼠剂毒饵，若密度未降到所需水平，可更换毒饵或改用其他方法在重点地块甚至全面处理。随后根据需要和条件采取巩固措施，包括：建立固定投饵盒（站），使用捕鼠器械，保护或放养鼠的野生天敌等等。在一般情况下，保护性灭鼠需连年进行，因此，必须制订规划，全面安排。显然，环境防制等治本措施非常重要，不仅可提高灭鼠效果，也有利于巩固。保护性灭鼠可以选用支出省、效果高、对人畜安全的办法。

预防性灭鼠是主动向鼠源性疾病进攻，是防疫灭鼠的高级阶段，范围更大，要求更高，为期更长，支出更多。过去，在黄鼠疫区和沙鼠疫区为根除鼠疫曾有过两种达标安排（汪城信，1982）：一是短期内用不同方法交替灭鼠，100～120d内达标。这种安排收效快，鼠的繁殖次数少，疫情迅速消失；但相对效果较差，不能充分发挥毒饵法的长处，要在短期内集中使用较多的人力和物力。具体方法的安排顺序是：毒饵一熏蒸剂一捕鼠器混合措施，直到达标为止。另一种安排是每年仅全面灭鼠1次，局部地区2次，只使用毒饵，逐年下降密度，几年后达标。这种安排成本低，工效高，相对效果较好，适于地广人稀地区；缺点是奏效较慢，在达标过程中鼠己多次繁殖，只适用于繁殖潜力较低的鼠种。大范围的实践证明。上述两种安排均可达到消除鼠间鼠疫流行的目的，从而杜绝了疫情。

2. 流行阈值

传染病的流行强度决定于传染源与易感者接触的频度密切。因此，降低鼠密度以减少鼠— 鼠和鼠— 人的接触机会，可降低流行。密度越低，接触越少，新感染的个体也就越少。密度降到流行中断时的临界密度称为流行中止阈值。不过，多数鼠源性疾病的流行中止阈值很低，现阶段很难达到。因此，多采用工作指标，是依据当时的技术和物质条件制定出的能够降低鼠口密度的最低值。达到这一指标虽不能立即中断流行，却可削弱流行强度，大幅度减少发病人数。

显然，病种不同，流行阈值亦异。即使是同一种病，若主要宿主不同，阈值也有差异。这和宿主鼠类的活动范围、接触频度、感受性等等生态、生理因素密切相关。在重要的鼠源疾病中，由于鼠疫的主要宿主局限在啮齿动物之内，流行因素比较单纯，流行过程比较了解，对于不同宿主的流行阈值比较清楚。汪诚信（1982）认为鼠疫的流行阈值达乌尔黄鼠的为0.2只／hm²，长爪沙鼠为0.2洞群／hm²；而喜马拉雅早獭则为0.01洞群／hm²。

由鼠类机械性传播的疾病，对人群的威胁直接和密度有关，但很难确定阈值。防病的主要措施除降低鼠密度外，清除传染源更为重要。因为，对于这些疾病，没有传染源，鼠类便不能起传病作用。

3. 防治范围

从动物流行病学观点看来，只有在整个疫源地的范围内彻底灭鼠，才可能真正杜绝疫情。但事实上，由于以鼠类为主要宿主的自然疫源性疾病的疫区很广，许多流行过程不够清楚，不仅不可能承受全面灭鼠的沉重负担，疫区的边界往往也难以确切划定（汪诚信，1986）。因此，防疫灭鼠的范围确定还缺少充分的根据，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的条件和过去的经验。

鼠疫疫区可分基础疫源地、中疫源地、相对独立疫源地等3个层次，但除基础疫源地外，其他层次的疫区内，鼠间鼠疫的流行并未连成一片，其中央杂着非流行区（方喜业等，1990）。而基础疫源地只存在于少数类型的疫区之中，多数疫区很难找到和证实。而且，疫区往往小于主要宿主的分布区，不能以分布区的边界作为防疫灭鼠划定范围的依据。其他鼠源性疾病的疫区边界，同样难以划定，或虽能大致确定，但耗费太大难以负担。因此，目前防疫灭鼠的范围划定，均以保护人群为出发点；而且，为了工作方便，多按行政区划定界，只在少数情况下开展联防，协同处理整块疫区。

具体说来。灭鼠范围的划定需考虑下列因素：病种和类型及对人群的危害程度，主要宿主及其密度，疫区人口密度和交通、建设、生产、贸易、旅游情况，灭鼠达标所需的支出和达标后必需维持的时间，当地的承受能力和外援强度，过去处理类似疫区的范围和效果等等。目前，我国仅对列入甲类传染病的鼠疫有明确的范围要求：人间疫区，一般应包括整个连片的居民区，鼠、蚤并灭；鼠间疫区，一般以疫点为中心，黄鼠或沙鼠或布氏田鼠疫区各处理2000m，早獭疫区1000m，家鼠疫区覆盖整个连片的居民区。

鼠疫源地的预防性灭鼠范围，远大于上述疫区处理的规定，面积常在数万至数十万公顷之间。达标后鼠间流行中断，细菌学与血清学检查均无阳性。但达标和维持的费用都很大。为了提高流行病学效果，疫区处理应尽量利用自然屏障如河流、沙漠等作为边界，减少处理区外鼠类的入侵。除临时发现严重疫情必须立即处理外，防疫灭鼠时机的确定原则是最有利于切断疫情的流行和扩散，最有利于保障居民健康。

4. 灭鼠时间

疫区灭鼠应安排在流行高峰前。若该病潜伏期较长，灭鼠时使用慢性药、则灭鼠时间应相应提前。不过，从流行病学确定的最佳时机往往与从灭鼠效果考虑的时机不尽相同，需要适当调整，尽量二者兼顾。例如：黄鼠鼠疫的流行高蜂始于5月，而4月恰好是灭鼠效果的最佳季节，灭鼠工作应安排在黄鼠基本出蛰完毕后立即进行。又如，姬鼠型流行性出血热疫区的人间发病高峰始于10月，加上潜伏期宜在8月末至9月初灭鼠，但此时的稻田区灭鼠效果欠佳，疫区处理时间应根据当地情况适当调整。

各种鼠源疾病均有自己的发病高峰，同种疾病在不同宿主分布区或不同地理条件下，发病高蜂也有差异，因而，疫区处理的时间不宜统一划定，要因地制宜。总的看来，疾病的流行高峰常与宿主的数量和活动高峰相联系，多数在春、秋二季，灭鼠时间也以这两个季节为常见。

对于每年只繁殖一次的冬眠鼠类，如达乌尔黄鼠等，灭鼠季节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而且，如能取得80％以上的灭鼠效果，即能保证全年密度处于较低水平。因此，若使用毒饵，多在春末夏初灭鼠；若使用熏蒸剂，则灭鼠时间常推迟到夏季。至于消灭繁殖多次的不冬眠鼠类，每年灭鼠一次或二次不足以控制疾病的流行，局部地区需要连续多次灭鼠，从流行高峰前一直进行到正常高蜂结束。

 

四、存在问题和发展趋势

防疫灭鼠面临的首要问题，仍然是指标和范围的推确划定。这是因为，虽经多年工作，只对一两种疾病的几种主要宿主密度的流行阈值有大致了解，给大多数条件下的灭鼠带来很大的盲目性，事倍功半且效果难以保证。按照一般推理，通过精心设计的模拟现场试验可以找到流行阈值，但因涉及对人类健康颇有威胁的传染病，进行试验的责任风险很大，难以得到批准。因而，只能采用积累资料的办法逐步找到答案，需要较长的时间。

处理范围的划定同样是重要问题。在广阔的疫区内，各地块的疾病流行并不全然相同，找到重点地块彻底灭鼠，可以提高效果和效益。

其次，灭鼠在预防鼠源疾病的各种措施中所处的位置，需要进一步确定。无疑，鼠密度下降可以减少以至消除鼠源疾病对人类健康的威胁。但并不一定是最佳手段，更不是唯一手段。有必要客观地评估哪种病在哪种条件下，灭鼠是首选的防治措施，应优先采用，或灭鼠仅为有效措施之一，甚至只起辅助作用。一般而言，防治人群发病率高、传播快的鼠源疾病，灭鼠的作用大，相对支出少；但对发病率低的病种，如流行性出血热的发病率常常只有十万分之几，换言之，为了减少1个病人，必须在1万多人的工作和生活范围内，完成高质量的灭鼠工作，代价很高。在这种情况下．如有效果相近

但支出较省的替代办法，就可以局部灭鼠甚至不灭鼠。

最后，防治技术的提高和改进，仍然是探讨方向。鉴于许多鼠源疾病具有自然疫源性，可以长期脱离人群而存在于自然界．只有从生态学的角度出发，通过环境治理或改造，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任何灭鼠措施，只有一时性的作用，要长期收效，必须旷日持久地坚持下去。因此，研究以治本为主的综合措施很有意义。对于免疫效果良好的鼠源疾病，提高人群免疫力也可能取代灭鼠，同样能够保障人群的健康。

一、鼠类与人类疾病

在人类的传染病中，鼠源性疾病很多，对人类危害很大，我国关于鼠源性疾病的记载，可追溯到公元前的《黄帝内经》、《医说》、《本草纲目》、《鼠死行》等文献，它们就某些鼠源性疾病症状进行了确切地描述。在埃及、印度等文明古国，有关鼠源疾病的记载也可追溯到两千年前。随着科学的发展，鼠源性疾病的危害性日益为人们所了解，防疫灭鼠逐渐受到重视。

1. 鼠源疾病的严重性

据有关资料记载，鼠疫在全球大发生有三次：公元520～565年，流行于北非、中东和欧洲，累计病死约1亿人，导致了东罗马帝国的衰退。公元1346～1665年，鼠疫遍及欧洲、亚洲及北非，仅欧洲死亡2500万人，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和宗教活动。我国死于此次流行者达1300万《瘟疫论》（吴有存，1642）。第三次大流行始于1894年，直到20世纪40年代。因交通发达，鼠疫波及亚、欧、美、非的60多个国家和地区，死亡1200余万人。由于医学的相对发达，进入20世纪后期，鼠疫病人显著减少，到80年代，全世界每年平均不足千人，但波及的国家仍达20余个。由于鼠疫自然疫源地的范围未有本质性的改变，对人类的潜在威胁仍然很大，不可忽视。

我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流行性出血热的发病人数迅速增加（陈化新等，1992）：20世纪50年代共发病3568人，60年代23164人，70年代143949人，80年代达到696074人。对人民的健康危害很大，影响到国际交往和贸易。进入90年代以来，发病人数虽未继续增加，但也未能稳步减少。

此外，钩端螺旋体病、鼠伤寒等等鼠源性疾病的发病人数、每年都数以万计甚至十万计，对人民的健康和经济发展影响很大。随着科学的发展，工作的深入，鼠源疾病的病种仍在增加。一些过去被误诊和不能确诊的病人，将被列入新的鼠源疾病的病例之中。

2. 鼠源疾病危害严重的主要原因

鼠的种类多，分布广，密度高，与人类的关系密切，接触频繁；而且，鼠和人均为温血动物，存在着较多的共患病。据统计，在全世界的1700余种啮齿动物中，与人类疾病有关的约1500种；在我国180余种中，已查明可传播疾病者已近80种，它们的分布遍及全国，以鼠类为主要宿主的疾病疫区相当广阔。全国流行过鼠疫的疫区县超过500个，发现过流行性出血热病人的县约1200个。

鼠类作为鼠源性疾病的传染源，不仅分布广，而且数量多。无论在居民区还是野外，它的密度都比较高，种内和种间接触频繁，疾病可在鼠间长传不息。有时，局部地区密度猛增，导致疾病的暴发流行。同时，啮齿动物和人类关系的密切程度远远超过其他禽兽，包括家禽和家畜。尤其是家栖鼠类的食物和活动场所，都依赖人类，经常直接、间接地接触衣被、食品和用具，传播疾病的机会很多。

 

二、主要害鼠种类及鼠源性疾病

人类传染病来源于啮齿动物者达数十种，它们在自然界的传播和保存有赖于啮齿动物。根据现行资料（Meehan，1984；史先春等，1991），我国鼠源性疾病涉及的主要害鼠有12科，79种，包括：兔科4种，鼠兔科2种，田鼠和松鼠科15种，河狸科1种，海狸科1种，睡鼠科1种．豚鼠科1种，林跳鼠科1种。跳鼠科4种，鼠科17种和仓鼠科31种。与危害严重及较严重的疾病有关的啮齿动物种数分别为：鼠疫—4，钩端螺旋体病—46，土拉伦菌病—44，Q热—40．毒浆体病—38，流行性出血热—37，类丹毒—32，螃传立克次氏体病—25，森林脑炎—25，假结核—24，沙门氏菌病—24，李司特菌病—22，布鲁氏菌病—21，恙虫病—19，炭疽—10，旋毛虫病—10，蜱传回归热—10，皮肤利什曼病—8，地方性斑疹伤寒—5，莱姆病—4，鼠咬热—4、流行性乙型脑炎—4，血吸虫病—3，狂犬病—2（表1）。

 

三、灭鼠的要求和策略

1. 策略

防疫灭鼠策略可分3种类型，即：应急性灭鼠、保护性灭鼠和预防性灭鼠。策略不同，灭鼠方法的选择不同，各种方法所处的位置及重要性也不同。

应急性灭鼠策略旨在迅速扑灭小范围内的疫情，可以采用各种必要的措施，要求见效快，效果好。所以当鼠源性传染疾病暴发流行时，为了尽快扑灭疫情，保障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必需采用应急性灭鼠的策略。疫区各级政府应采取特事特办的原则，按照国家传染性疾病防治法的有关规定，逐级上报疫情，并迅速组织人力、物力进行及时治理，务必将疫情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保护性灭鼠策略是在已知的重点疫区进行的长期性灭鼠策略。通常在流行高峰前或灭鼠最有效季节，使用慢性灭鼠剂毒饵，若密度未降到所需水平，可更换毒饵或改用其他方法在重点地块甚至全面处理。随后根据需要和条件采取巩固措施，包括：建立固定投饵盒（站），使用捕鼠器械，保护或放养鼠的野生天敌等等。在一般情况下，保护性灭鼠需连年进行，因此，必须制订规划，全面安排。显然，环境防制等治本措施非常重要，不仅可提高灭鼠效果，也有利于巩固。保护性灭鼠可以选用支出省、效果高、对人畜安全的办法。

预防性灭鼠是主动向鼠源性疾病进攻，是防疫灭鼠的高级阶段，范围更大，要求更高，为期更长，支出更多。过去，在黄鼠疫区和沙鼠疫区为根除鼠疫曾有过两种达标安排（汪城信，1982）：一是短期内用不同方法交替灭鼠，100～120d内达标。这种安排收效快，鼠的繁殖次数少，疫情迅速消失；但相对效果较差，不能充分发挥毒饵法的长处，要在短期内集中使用较多的人力和物力。具体方法的安排顺序是：毒饵一熏蒸剂一捕鼠器混合措施，直到达标为止。另一种安排是每年仅全面灭鼠1次，局部地区2次，只使用毒饵，逐年下降密度，几年后达标。这种安排成本低，工效高，相对效果较好，适于地广人稀地区；缺点是奏效较慢，在达标过程中鼠己多次繁殖，只适用于繁殖潜力较低的鼠种。大范围的实践证明。上述两种安排均可达到消除鼠间鼠疫流行的目的，从而杜绝了疫情。

2. 流行阈值

传染病的流行强度决定于传染源与易感者接触的频度密切。因此，降低鼠密度以减少鼠— 鼠和鼠— 人的接触机会，可降低流行。密度越低，接触越少，新感染的个体也就越少。密度降到流行中断时的临界密度称为流行中止阈值。不过，多数鼠源性疾病的流行中止阈值很低，现阶段很难达到。因此，多采用工作指标，是依据当时的技术和物质条件制定出的能够降低鼠口密度的最低值。达到这一指标虽不能立即中断流行，却可削弱流行强度，大幅度减少发病人数。

显然，病种不同，流行阈值亦异。即使是同一种病，若主要宿主不同，阈值也有差异。这和宿主鼠类的活动范围、接触频度、感受性等等生态、生理因素密切相关。在重要的鼠源疾病中，由于鼠疫的主要宿主局限在啮齿动物之内，流行因素比较单纯，流行过程比较了解，对于不同宿主的流行阈值比较清楚。汪诚信（1982）认为鼠疫的流行阈值达乌尔黄鼠的为0.2只／hm²，长爪沙鼠为0.2洞群／hm²；而喜马拉雅早獭则为0.01洞群／hm²。

由鼠类机械性传播的疾病，对人群的威胁直接和密度有关，但很难确定阈值。防病的主要措施除降低鼠密度外，清除传染源更为重要。因为，对于这些疾病，没有传染源，鼠类便不能起传病作用。

3. 防治范围

从动物流行病学观点看来，只有在整个疫源地的范围内彻底灭鼠，才可能真正杜绝疫情。但事实上，由于以鼠类为主要宿主的自然疫源性疾病的疫区很广，许多流行过程不够清楚，不仅不可能承受全面灭鼠的沉重负担，疫区的边界往往也难以确切划定（汪诚信，1986）。因此，防疫灭鼠的范围确定还缺少充分的根据，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的条件和过去的经验。

鼠疫疫区可分基础疫源地、中疫源地、相对独立疫源地等3个层次，但除基础疫源地外，其他层次的疫区内，鼠间鼠疫的流行并未连成一片，其中央杂着非流行区（方喜业等，1990）。而基础疫源地只存在于少数类型的疫区之中，多数疫区很难找到和证实。而且，疫区往往小于主要宿主的分布区，不能以分布区的边界作为防疫灭鼠划定范围的依据。其他鼠源性疾病的疫区边界，同样难以划定，或虽能大致确定，但耗费太大难以负担。因此，目前防疫灭鼠的范围划定，均以保护人群为出发点；而且，为了工作方便，多按行政区划定界，只在少数情况下开展联防，协同处理整块疫区。

具体说来。灭鼠范围的划定需考虑下列因素：病种和类型及对人群的危害程度，主要宿主及其密度，疫区人口密度和交通、建设、生产、贸易、旅游情况，灭鼠达标所需的支出和达标后必需维持的时间，当地的承受能力和外援强度，过去处理类似疫区的范围和效果等等。目前，我国仅对列入甲类传染病的鼠疫有明确的范围要求：人间疫区，一般应包括整个连片的居民区，鼠、蚤并灭；鼠间疫区，一般以疫点为中心，黄鼠或沙鼠或布氏田鼠疫区各处理2000m，早獭疫区1000m，家鼠疫区覆盖整个连片的居民区。

鼠疫源地的预防性灭鼠范围，远大于上述疫区处理的规定，面积常在数万至数十万公顷之间。达标后鼠间流行中断，细菌学与血清学检查均无阳性。但达标和维持的费用都很大。为了提高流行病学效果，疫区处理应尽量利用自然屏障如河流、沙漠等作为边界，减少处理区外鼠类的入侵。除临时发现严重疫情必须立即处理外，防疫灭鼠时机的确定原则是最有利于切断疫情的流行和扩散，最有利于保障居民健康。

4. 灭鼠时间

疫区灭鼠应安排在流行高峰前。若该病潜伏期较长，灭鼠时使用慢性药、则灭鼠时间应相应提前。不过，从流行病学确定的最佳时机往往与从灭鼠效果考虑的时机不尽相同，需要适当调整，尽量二者兼顾。例如：黄鼠鼠疫的流行高蜂始于5月，而4月恰好是灭鼠效果的最佳季节，灭鼠工作应安排在黄鼠基本出蛰完毕后立即进行。又如，姬鼠型流行性出血热疫区的人间发病高峰始于10月，加上潜伏期宜在8月末至9月初灭鼠，但此时的稻田区灭鼠效果欠佳，疫区处理时间应根据当地情况适当调整。

各种鼠源疾病均有自己的发病高峰，同种疾病在不同宿主分布区或不同地理条件下，发病高蜂也有差异，因而，疫区处理的时间不宜统一划定，要因地制宜。总的看来，疾病的流行高峰常与宿主的数量和活动高峰相联系，多数在春、秋二季，灭鼠时间也以这两个季节为常见。

对于每年只繁殖一次的冬眠鼠类，如达乌尔黄鼠等，灭鼠季节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而且，如能取得80％以上的灭鼠效果，即能保证全年密度处于较低水平。因此，若使用毒饵，多在春末夏初灭鼠；若使用熏蒸剂，则灭鼠时间常推迟到夏季。至于消灭繁殖多次的不冬眠鼠类，每年灭鼠一次或二次不足以控制疾病的流行，局部地区需要连续多次灭鼠，从流行高峰前一直进行到正常高蜂结束。

 

四、存在问题和发展趋势

防疫灭鼠面临的首要问题，仍然是指标和范围的推确划定。这是因为，虽经多年工作，只对一两种疾病的几种主要宿主密度的流行阈值有大致了解，给大多数条件下的灭鼠带来很大的盲目性，事倍功半且效果难以保证。按照一般推理，通过精心设计的模拟现场试验可以找到流行阈值，但因涉及对人类健康颇有威胁的传染病，进行试验的责任风险很大，难以得到批准。因而，只能采用积累资料的办法逐步找到答案，需要较长的时间。

处理范围的划定同样是重要问题。在广阔的疫区内，各地块的疾病流行并不全然相同，找到重点地块彻底灭鼠，可以提高效果和效益。

其次，灭鼠在预防鼠源疾病的各种措施中所处的位置，需要进一步确定。无疑，鼠密度下降可以减少以至消除鼠源疾病对人类健康的威胁。但并不一定是最佳手段，更不是唯一手段。有必要客观地评估哪种病在哪种条件下，灭鼠是首选的防治措施，应优先采用，或灭鼠仅为有效措施之一，甚至只起辅助作用。一般而言，防治人群发病率高、传播快的鼠源疾病，灭鼠的作用大，相对支出少；但对发病率低的病种，如流行性出血热的发病率常常只有十万分之几，换言之，为了减少1个病人，必须在1万多人的工作和生活范围内，完成高质量的灭鼠工作，代价很高。在这种情况下．如有效果相近

但支出较省的替代办法，就可以局部灭鼠甚至不灭鼠。

最后，防治技术的提高和改进，仍然是探讨方向。鉴于许多鼠源疾病具有自然疫源性，可以长期脱离人群而存在于自然界．只有从生态学的角度出发，通过环境治理或改造，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任何灭鼠措施，只有一时性的作用，要长期收效，必须旷日持久地坚持下去。因此，研究以治本为主的综合措施很有意义。对于免疫效果良好的鼠源疾病，提高人群免疫力也可能取代灭鼠，同样能够保障人群的健康。

关键字：鼠药 鼠药研究 中国鼠害研究